阿兰•巴丢论埃及革命：运动及其愿景问题

阿兰·巴丢

编者按

2011年1月25日，埃及发生抗议运动。在“忠于五月风暴”的法国哲学家阿兰·巴丢看来，这场“革命”有着新的运动形式，标志着政治运动进入了历史新阶段。巴丢在“埃及革命”这一“事件”中重新思索什么是革命，真正的政治愿景是什么等诸多问题。这些以哲学的方式所开启的政治思考，或许对我们有所启发。

文末附有阿兰·巴丢采访视频链接，感兴趣的读者可点击“阅读原文”查看。

(埃及广场革命的规则，穆萨布·艾沙米[Mosa’ab Elsharmy], 2011)

运动及其愿景问题

阿兰·巴丢论埃及革命

文｜   阿兰·巴丢

琳达·赫雷拉

迪娜·沙奴比

译｜       王立秋

引言

1月25日的埃及革命（这个事件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关注，并激发了无数的运动）七周年纪念，提供了一个反思今日之政治状况的时机。法国哲学家阿兰·巴丢是最早对埃及和突尼斯的起义进行理论化的表述的大知识分子之一，他还在其著作，《历史的重生：暴乱与起义的时代》(The Rebirth of History: Times of Riots and Uprisings, Verso, 2012)中表达了这些起义的历史意义。巴丢见证过法国1968年五月事件的展开，他至今依然忠于这一事件。巴丢承认，在埃及那里，基于政治的运动，进入了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新阶段。埃及革命这个事件能否、以及如何揭露关于政治与组织的正在变化的性质、革命的意义、及成败观的线索与理念，还有待观望。

就算用轻描淡写的手法来说，2011年1月25日的那些事件，在今天也不得不说遭到了彻底的质疑。七年过去了，对许多人来说，塔希尔广场（但绝不限于它）所例示的许诺、开放、社会团结、创造性的爆发、和社会实验，已经为犬儒主义（若还不是绝望、镇压、进一步的艰难和退缩的话）所取代。不过，无论今天人们的处境、心态如何，这场运动，用巴丢的话来说，都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哪怕这个命题是转瞬即逝而隐晦的。同时，运动也已经为一种“圆圈”式的循环所取代，在这个循环中，那些根深蒂固的组织团体——穆兄会、军方、经济精英——失势只是为了再度崛起。这，就像巴丢问的那样，是否意味着，“最终，（这场运动）毫无新意呢？”

这次与阿兰·巴丢的遭遇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访谈，而毋宁说是一组反思、命题和问题。他反思了埃及对本区域及世界来说的重要性，也反思了政治、革命和社会运动的意义。他对“我们”提出了问题——不只是到巴黎见他，和他一起讨论埃及与更广泛的关于运动建设的问题的我们这小群人，也是我们在这个不稳定的、易变的、不可预期的“暴乱与起义的时代”寻找进步形式的政治的所有人。

The Rebirth of History: Times of Riots and Uprisings

阿兰·巴丢

第一部分：论埃及对全球运动来说的重要性

对我来说，埃及运动的次序，出于许多原因，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认为，在中东，埃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在我看来，它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决定性的点。所以，在埃及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说、在世界上的全球政治运动的层面上说，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埃及的运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运动的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新的。那是一种新的形式。一种新的，在某个地方夺权的形式。不是在政权的层面上说的，而是组织某种集体决策的形式，这个形式，是运动花了好长时间，才表达出来的。[运动创造了]一个新空间，一个处在真实的立场、与象征的立场之间的空间。这可能创造出某种象征，某种政治的-象征——对许多人来说。但最终，[它统一了]人类内部的一些重要的差异（哥普特人和穆斯林之间的差异、等等）。所有这一切，对我来说很有趣。我不认为它是旧政治的产物。

自然，旧政治也在场。但运动本身是一个新命题。我称之为“历史的重生”。所以，这一切的命运、这一切的生成，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仅是成败的问题。事实上，我的问题是：

确切来说，对这种运动来说，可能的胜利概念是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而艰难的问题。因为，你是很难想象这点的：你有一个新形式的运动，但这个运动的结果，却是经典的运动形式，也就是说，夺权，或类似的结果。

在某种意义上说，当我们有非常强烈的经验（比如说，对我而言，在1968年5月的时候，对你们来说，埃及的运动）的时候，往往，在那之后，你会遭遇反动的情景。在法国也一样，68年5月数年后，情景在某种意义上说变得平常，而不再非常了。

[埃及起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段非常的历史，因为在这个非常的运动之后，你们有了向[旧]情景的回归。如此，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种循环：穆巴拉克、大运动、非常的运动、穆兄会，然后又回到独裁，军事独裁。这对我来说是一段非常有趣和可怕的历史。

但我认为，我们必须这样想，某种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哪怕最终，在我们面前的，是某种类似于失败、类似于欺骗的东西。如此，非常有趣和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查明：

在此事件发生多年后，这场运动的教训是什么？

我们必须从这场运动中汲取明确的教训。为什么会有运动的失败？原因是什么？以及，它是一个通往某种新事物的出发点吗？超越运动的失败这个艰难的术语，克服最终的纯粹否定的情感[是重要的]。对一场运动怀纯粹否定的情感，是件糟糕的事情。自然，我们必须明确，我们必须解释：

为什么会有循环，会有重复？

就是在这点上，我没有清晰的看法，也没有明确的解释。也许你们有？

这次运动的艰难之处，一直是在组织那一面。[再概述一遍]，一方面是军方，另一方面则是穆兄会。[这些群体]能够真正地夺权。但运动本身，运动革命的部分，不在于“能够真正成为掌权的候选人”。

因此，运动的问题，和权力的问题，是不对称的。然而，运动的结果，还是有矛盾的地方，那就是穆兄会夺权的形式。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组织的问题。说到底，这是历史教训。当我们没有新的组织形式的时候，如果运动不可能创造出某种政权层面上的、新的组织形式的话，那么，结果就是，最终，像穆兄会那样的组织会夺权。对军方来说，[这]也是一个教训：永远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齐泽克（左）与巴丢（右）

第二部分：大问题：愿景，变革和肯定的想法

在思考人民的层面上，我的问题是：

运动的目标是什么？

因为你们指出了一个否定的点：“不要穆巴拉克！”在某种意义上说，运动的统一性，是固着在一个反对现政权的、否定的要求上的。但自然，我们也不可能就此得出结论说，所有这一切的[结果]将是，“不要穆巴拉克”，要塞西！所以，当新运动发生的时候，我们必须理解，运动的目标是什么，但不仅是从否定的角度——不要穆巴拉克！——来理解，也不是从经典的角度来理解，我们要夺取权力本身。相反，问题是：

真正的变革的理念是什么？

肯定的想法是什么？

我真的对埃及的运动充满激情，[在我看来]它是今天的历史次序中的一个新东西——在世界的层面上说，而不仅对埃及而言。在那次事件后，我们到处都有运动，而所有这些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说，都和埃及的运动一样有趣，它们规模大、持续的时间长，构成也很复杂。所以，[在埃及]我们有了一种新的运动，但我们有那个运动的否定的维度，这个维度显然就是反对权力，反对穆巴拉克。但我们也有后来的循环，这个循环看起来指出，没有新意，也没有新东西。我的问题是：

这场运动本身内部的愿景是什么？关于所有这一切[应该变成什么]的愿景为何？

清楚的是，你们有在运动本身的新颖的层面上说的，新形式的运动。最终，我要对所有人提出的问题，一个关乎全世界的问题是：

今天，什么是革命？ 

这是一个大问题。运动中有这个问题吗？当时关于特定要点的讨论是什么呢？关于这种问题，所有细节都是重要的，因为事物的诞生，永远是一个隐晦的过程。

显然，你们有一个新形式的运动，一种起义性质的运动，而不是经典类型的、为夺权而斗争的运动。不是这样的。它也没有被纯粹地方化，哪怕它发生在塔希尔广场，那是一个象征性的场所。个人而言，我感兴趣的是“在这里我们都是真正的埃及人”这个理念。是的，但在这个象征的愿景之外呢，运动中关于下面这个问题的讨论是什么：

真正的政治愿景是什么？

你们有答案吗？（笑）

注：这次访谈同时发表在开放民主网(openDemocracy)的北非与西亚(NAWA)页面上，作为其专栏“批判的时代中的批判的声音”的一部分。作者们要承认和感谢伯林巴丢阅读小组的成员艾莉森·韦斯特和易卜拉欣·马哈福兹对此次在巴黎与巴丢的会面的参与，以及他们在转录与巴丢两小时交锋上提供的帮助。作者们还要感谢伊萨贝拉·沃多的好客，和在巴黎会面期间在智识上的参与。为了更好、更清楚地表达作者的看法而对文本进行了删改和编辑，但同时我们也谨慎地避免改变作者的原意。

本文译自Alain Badiou, Linda Herrera and Dina El-Shanouby, “Egyptian Revolution: Questions of the Movement and its Vision”, 原载Jadaliyya，2018年1月24日。感谢公众号“ 保马”授权海螺社区转载。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本公号立场。

本期编辑｜李庆瑜